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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nm芯片有望量产,华为手机未到落幕时

时间:2021-11-19 08:52:24       来源:腾讯网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马圆圆

余承东一个人站在台上,情绪有些低落,他右手紧握着一部金色手机,努力笑着说道。“华为是全球5G技术的领导者,但是过去两年,经历美国4轮制裁,我们的5G芯片只能当4G用。”

这句话记录了一个复杂的时代。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余承东在深圳坪山一间摄影棚录制P50发布会,言语间难掩失落。由于芯片短缺,支持5G通信的射频天线也在最新一轮制裁中被禁,华为P50只有数量有限的4G版本,为了节省费用,发布会由直播改为录播。

“老余那种失落很容易理解,华为旗舰手机以前都是在上海、在慕尼黑、在巴黎发布,多么盛大,但是P50就在那间小小的摄影棚里录制,非常落寞。”一位华为消费者业务工作人员说。“这种反差和冲突,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两年时间,正值巅峰的华为手机业务突遭制裁,尝试了所有自救手段,还是难以解开困局。在第三方数据统计里,华为手机已从昔日全球第一降为不单独统计的“other”。

在这个华为手机的寒冬,《深网》对话了20位亲历者,希望从他们的视角还原这段特殊经历。他们中有不同阶段加入华为的员工,覆盖各个层级和不同职能部门,有供应商、渠道商,也有长期跟踪华为的行业人士等。

这是商业史上罕有的案例。华为手机划出了令人惊讶的崛起轨迹,又在前所未有的外部制裁中意外跌落,当商业的规则和底线被屡屡突破,身处其中的人再无能为力。其结果是,这个中国最成功的全球化科技品牌之一几近被扼杀。

过往的清晰脉络来自事后的上帝视角,局中人却很难看清方向。一位华为消费者业务管理层看到了余承东的变化,从原来极度自信,到被迫“躺平”。这位生性乐观、耿直的华为高层,原本希望手机扛起公司前进的旗帜,却没想到成了受伤最重的“承压墙”。

一位共事多年的下属形容余承东,“就像希腊神话里推巨石的西西弗斯,做对了所有事情,登上了山顶,又宿命般的回到了原点。”最艰难的时候,余承东曾被传离开,但显然他坚持留了下来。

这个过程中,华为的组织能力展现了强大生命力。一位极度认可华为文化和价值观的95后员工说,他周围同事都非常亢奋,相信华为一定能再站起来,“因为任总经常跟我们讲一句话:堡垒最容易从外面攻破。”

一位在华为工作十余年的中层说,“大部分华为员工接到任务,都是想尽办法去完成。外面的人可能会说这个我干不了、那个我不会,但是华为员工是公司说什么,就做什么。”他说,“我们开玩笑说被像公司洗脑了,比较傻,相信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华为手机结局还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尽管现实困难无法忽视,但是组织中的核心员工得以保留,品牌影响力仍在,技术研发也未停止。

华为没有放弃手机业务。据《深网》独家获悉,余承东近期在消费者业务内部宣讲会上表示,华为手机还会做下去,2023年要王者归来。一位华为内部人士告诉《深网》,这场宣讲会是面向公司内部的招聘活动,意味着消费者业务已停止收缩、转为扩张。

另据《深网》获悉,华为将在明年初发布新款Mate50系列旗舰手机,Mate50一部分采用麒麟990芯片,一部分采用高通898芯片,不过也只有4G版本。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今年9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华为被制裁之后,一直靠库存维持生存,解决芯片问题,要靠中国半导体产业链共同努力,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相当长的时间。

最关键的芯片供应终于迎来一线生机。据《深网》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华为已在芯片供应链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一位接近电信运营商的行业人士表示,有华为销售人员目前给运营商的时间表是,“28nm明年就能够量产,14nm后年量产。”一位华为海思内部人士告诉《深网》,“现在就是熬着,熬过这两三年,就能够量产。”

最高光的时刻

即使身处至暗时期,他们依然记得那些闪亮的日子。

一位长期跟踪华为的媒体人,对2018年10月的Mate20伦敦发布会印象深刻。在盛大的发布会,和有上百家中外媒体的采访环节结束后,一位英国记者主动上前想和余承东合影,用不算流利的中文说很喜欢华为手机,还以中国式的礼尚往来,送给余承东一瓶威士忌,说是自己家乡特产。随后,又有一位日本电视台的女主持人也希望和余承东合影。余承东看起来有些难为情,但还是答应了对方要求。“那时候你真正能感受到华为手机的影响力。”这位媒体人说。

2018年底,华为已经和与苹果、三星三足鼎立。P20、Mate20全球热销,2019年初推出的P30,又延续了火热势头。

“人家国际品牌就是不一样”。2019年初从OPPO阿联酋加入华为的李成还记得,当初在迪拜哈利法塔上看到P30广告时的震撼。那条品牌广告全长三分钟,每次播出都会吸引成千上万游客驻足拍摄,又在社交平台迅速传播。

作为渠道销售人员,更让李成惊讶的是华为对代理商的强大控制力。“华为虽然是卖手机的乙方,但是把甲方坐稳了,没有代理商敢和华为说不。当时有一家代理商,华为份额占了大半,它对华为是言听计从,对其他品牌就爱答不理,态度完全不一样。”

李成回忆,最初加入华为的那段时间,有多少货都能卖出去,“基本就是躺赢”。

余承东的职业生涯也迎来高光。2018年3月,在入职华为25年后,48岁的他因为手机业务做得好,当选华为董事会成员、常务董事。与他类似,华为手机的主要高管,如荣耀总裁赵明、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副总裁李小龙等,也都是毕业即加入华为,成长于内部体系。

消费者业务管理层陈峰评价余承东,“性格直率,心直口快”。“老余人很简单,不遮遮掩掩。2017年去参加GMS展会,他拿着手机给人介绍,上来就说要干翻苹果、三星,做世界第一。”现场一度有些尴尬,不过陈峰觉得,这种个性也是余承东的人格魅力所在。

自从2011年接手华为终端业务,余承东对手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专注。华为内部流传着,他在飞机上给旁边乘客修手机的故事。“拿过手机就给人家讲,你看啊……一直说个不停”。他还要求所有员工的主用机必须是华为,理由是“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用,客户怎么会买。”

多位员工评价他,是一个“疯狂的产品经理”。经常向余承东汇报的产品体系员工张晨曦说,“他会关注手机的所有细节,是那种把心思都花在产品上的人。开会的大多数时候都说,好好好,鼓励大家的想法,但也经常批评他不认可的东西。”

张晨曦认为,以产品为核心的理念,是华为手机能打开高端市场最重要的原因。

张晨曦回忆起华为第一支爆款旗舰Mate7诞生过程。余承东当时主推做华为的ID设计,理念就是一定要和苹果长得不一样。“老余的想法是,如果你做出一款产品,长得像其他家,那你就失败了,永远做跟随者。所以当你拿到Mate7的时候,会发现它有明显的差异化,有商务的感觉。”

Mate7发布于2014下半年,热销卖出了700万台,华为第一次分享到了原本属于苹果和三星的商务机市场。但华为接下来的六代旗舰(2015年P8、Mate8,2016年P9、Mate9以及2017年P10、Mate10),都没能复制Mate7的成功。尤其是Mate10,还因为“闪充门”引发了不小舆论危机。

陈峰觉得,2018年前后,余承东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组织内部构建起系统化运作的能力。早期那些年,对产品的专注客观上也让他忽视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舆论、营销、渠道等。

“余承东还是那个余承东,何刚还是那个何刚,为什么不能持续成功?因为体系没有准备好。如果渠道、舆论这些事情处理不好,就会影响销量,就没有钱去研发,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一环扣一环。”

华为当时处在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上有苹果、三星,下有小米OV。“那时候学不了苹果,因为产品力还不足。也不能学小米,因为性价比不够高。”陈峰说。

机会青睐于做好准备的人。三星因“爆炸门”事件退出中国市场竞争,华为获得了难得的过度期。2017、2018两年,华为承接了大部分三星的线下渠道、高端市场,甚至是人才。

事后来看,华为手机打开高端市场,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修补破飞机

2018年的华为处在双线交错的路口,一方面手机业务一路凯歌,另一方面危险信号也从明处或暗处释放。

上半年,P20一改华为产品传统的“理工男”风格,增添了人文和科技气质;下半年,Mate20借由全新麒麟980处理器,定格了商务属性。

华为内部早年对是否使用自研芯片有过争论,反对的理由是,“性能不行,价格还比外面贵”。好在徐直军等高层的坚持下得以保留,经过多年迭代到麒麟980时,已能媲美苹果和高通同类产品。

一位华为手机市场部人士告诉《深网》,任正非早期不允许对外宣传芯片,直到Mate20才被重点传播。华为当时的策略是,在苹果秋季新iPhone发布前,推出全新麒麟芯片,iPhone发布后,推出新款Mate手机,并从此固定下来。“每次都把苹果的注意力,转换为对华为的关注。”

整个2018年,华为销量了2亿部手机,问鼎国产手机排行榜。同时,消费者业务收入首次赶超运营商业务。因为余承东的主要目标是追赶苹果,作为后来者,多数员工对成绩也没有太多感觉。

一位2018年入职手机业务的员工说,“那时候大家不觉得有多厉害,没什么好骄傲的,都觉得未来会更好。”

同样在2018年,一些事后看来影响深远的风波接连出现,危机也开始酝酿。

1月的CES上,华为本计划与美国运营商AT&T合作在美国销售手机,可在发布会将要进行的前几个小时,AT&T突然宣布放弃合作。2月,美国第一大运营商Verizon迫于压力,也放弃销售华为Mate 10手机。

当时Mate 10在美国市场的宣传语已经确定为,“The best phone you never see(前所未见的最佳手机)”。上述市场部人士说,“没想到就真的never see(再也看不见)了。”

那时候华为内部的基本看法是,“这已经是最没底线的行为了”,但他们还是高估了对方底线。

5月24日,华为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内部会议,一位消费者业务高层告诉《深网》,“公司高层判断,留给华为的时间窗口最多只有一年,内部开始紧张的做起了准备。”

主要准备一是海思自研芯片等核心器件,比如手机芯片“麒麟”、基站芯片“天罡”、基站芯片“鲲鹏”等等,覆盖华为所有主营业务;二是已经研发两年的鸿蒙操作系统。它们将在一年后以“备胎计划”被外界熟知。

12月,“孟晚舟事件”爆发,随后,华为5G基站业务在海外遭遇越来越多阻碍,外部形势向着不利于华为的方向发展。鲜少露面的任正非开始接受媒体采访,他展示了一架二战中被打得千疮百孔的伊尔-2飞机,认为它很像华为的状态,要一边飞一边补。

以当时的情况,运营商业务是承重墙,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手机业务并不受影响,余承东也希望承担起补飞机的责任。

“那时候是要救公司的感觉。”陈峰还记得余承东当时很兴奋,“经常说公司需要研发,需要钱,终端要好好产粮食,赚钱给兄弟们做研发。”

2019年3月底,陈峰参加了华为消费者BG举办的“军团作战”誓师大会。大会规格很高,任正非亲自参加,在华为深圳坂田总部的一间阶梯会议室,余承东带领消费者业务高管,举着右拳热血沸腾的高喊口号:终端铁军,王者之师,勇往直前,势不可挡,三年一千,五年一千五……

“三年一千,五年一千五”的意思是,消费者业务三年后营收要达到1000亿美元,五年后1500亿美元。余承东立下了军令状,消费者BG获得了在组织设计和薪酬分配上的授权,任正非寄予厚望,“放开让你们做实验,给五年时间,看看能不能打造一支铁军。”

“士气高昂。”陈峰回想那次大会的现场氛围时形容。

以当时华为手机的发展势头,目标并非遥不可及。那段时间,余承东先后在巴黎和上海发布了新款P30。P和Mate系列站稳高端,Nova系列逐步打开中端市场,子品牌荣耀在互联网渠道也超过了小米。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余承东提了具体目标:华为单品牌未来要做到全球第一,荣耀品牌做到中国前二,全球前四。

制裁:战时状态,两场战役

2019年5月初,荣耀团队正忙于筹备荣耀20伦敦发布会。集团层面对手机有更高要求,荣耀的全球化也按下了快进键。

荣耀20采用了当时华为最好的芯片和设计,希望能成为畅销爆款,发布会准备超过半年,场地选在伦敦塔桥附近著名的巴特西公园广场,全球20多个多家、超过500家媒体受到邀请,赵明和员工提前10天就抵达了现场。

可就在大家信心满满的准备迎接发布会召开时,北京时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把华为列入“实体清单”。

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突然。“懵了,完全没想到,大脑一片片空白。”荣耀员工王睿这样形容当时的状态。

王睿告诉《深网》,赵明第一时间组织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发布会还要不要办。那场会议按华为惯常的红蓝军对抗逻辑讨论,面临什么问题?开有什么风险?取消又有什么问题?然后再把方案统计起来往上汇报,从余承东一直传递到集团层面。最后决定发布会还是如期举办。

华为组织的风格是,上层一旦做出决策,就能被高效执行。5月20日晚,发布会顺利结束。

返程路上,连续多日会议不断地连轴转,所有人看上去都有些疲倦,赵明向身边的下属感慨,觉得“生不逢时”。就在一天前,谷歌将华为从安卓升级列表中删除,GMS(谷歌移动服务)也随即停止。

因为只有数量有限的荣耀20预装了GMS,成了绝版,王睿和周围同事都特意买了一部,她说大家都把它看作那段职业生涯的留念。

国内,华为上下对制裁也措手不及。陈峰说,余承东那段时间开会时经常大骂,“无耻,突破人类底线。”而一位加入华为15年的管理层说,他当时第一反应是,自己是不是要失业了。

一位华为消费者业务中层说描述,最开始一两个周,普通员工基本是懵掉的状态,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没有先例可循,公司开始研究制裁文本,从各个条线梳理接下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制定应对策略。

不久后,“华为宣布进入“战时状态”。一位消费者业务员工说,那时候内部就在讲“放弃幻想,准备战斗。”

销售体系员工李成明显感受到日常工作量增加了,同时也觉得,公司的凝聚力有所提升。

一位7月份入职华为的应届毕业生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大家都非常亢奋。”这似乎应正了任正非的说法——华为员工有钱了,不想去艰苦地区,外部制裁反而让公司更有战斗力。

华为原本会对应届新员工进行为期半年的培训,因为特殊时期,这位毕业生只培训了一个月,便提前上岗。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华为式员工,极度认可公司的文化、价值观和管理模式,还能随口背出任正非语录,比如“堡垒最容易从外部攻破。”

2019下半年,几乎每个月都有新“战役”打响,其中的两场最重要“战役”是“渡江战役”和“松湖会战”,前者针对中国市场,后者旨在解决华为手机海外应用生态缺失的问题。

缺少GMS,华为手机业务重心转移到了国内市场,当时,“备胎计划”保证了核心零部件供应稳定,华为手机量产无忧,余承东设定了年底国内手机份额占比过半的目标。

可这一目标到执行时表现成了给渠道商强行压货。参加过“渡江战役”的李成说,“很多商家的DOS(days of sales,货物流转日期)基本上都到了70、80,也就是说这些货要在仓库里压七八十天才能卖完。”

进货太多对渠道商来说有很大风险。李成还记得那时候有商家拿货太多,直接和华为翻脸。“说把这批货卖完之后,就不合作了。”“好在那时候大家都支持华为,货好卖,没出大问题。”

谷歌断供后,华为手机海外很难再卖出去。四川的大型渠道商老杨回忆,2019年下半年,他拿到很多货都是华为给海外市场生产的,“包装都是外文。”

GMS断供几个月后,华为发现,虽然谷歌的GMS不让用了,但是AOSP(Android 开放源代码项目)却是开源的,于是决定基于AOSP打造出自己的GMS,即HMS(华为移动服务)。

项目被命名为“松湖会战”,几乎横跨华为所有一级部门,徐直军是直接牵头人。10月,华为集结了1000多人到松山湖基地集中开发。

一位华为2012实验室的工程师在内网叙述,他从南京提了长期出差到松山湖溪流背坡村投入研发。“当时任务紧急,迭代周期短,时常出现在deadline之前仍在调试。长期在外远离家人。每一个被需求和bug包围的研发人员都压力非常大。”

由于涉及华为手机海外生存问题,华为高层极为重视。这位工程师还记得11月份的一天,任正非亲自去看望了在松山湖一线员工们。不过他并未描述那天发生的细节。

徐直军后来在内部刊登了一篇讲话,特意感谢这些员工和他们的家人。“这期间经历了几十年未遇的新冠疫情,但是你们硬是克服了心理上的恐惧、家庭的压力,有人大年初二就毅然决然地踏上会战归途。谢谢你们的家人。”

徐直军说“自古华山一条路,狭路相逢勇者胜”。不过他也坦言,当时决定做HMS,能不能做成心里真的没底。

多年来,智能手机领域只有谷歌和IOS生态成功了,微软Windows Phone、诺基亚塞班、三星Tizen都以失败告终。华为从零开始,几乎没有任何优势。

好在三个月后,HMS Core 4.0顺利发布,华为移动应用从无到有。九个月后,HMS Core 5.0完成,基本能满足海外使用。

一切都准备好了

制裁始料未及。华为一面寻找替代方案,一面把鸿蒙和HMS推到台前。鸿蒙原本就在研发,谷歌断供加速了进度。海外就推HMS,带领国内互联网企业浩浩荡荡出海。

那段时间,TikTok等中国应用在海外被封事件,让不少面向海外的国内应用开发者愿意加入HMS阵营。一位针对欧美和印度的工具应用开发商,当时不少有APP被谷歌和苹果应用商店下架,损失惨重,他感慨“还是得有中国自己的应用生态,不然一直受制于人。”

随着时间推移,多数华为员工经历了从迷茫到兴奋的转变。

一位消费者业务中层说,“开始发现了身上的使命,感觉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有机会去对抗商业史上最不公平的竞争。”

陈峰说,他“最开始确实有点懵,但后来觉得没有很大问题,因为从操作系统、应用生态、芯片、产品、品牌到渠道都准备好了。但是没想到还有后续。”

2019下半年,华为业绩还在高速增长,每个季度都很高调的举办财报会。陈峰形容“当时的心态就是,你越要弄我,我就越要做出来给你看,give you some colour see see(中式英语:给你点颜色看看)。”

余承东的心思主要还在产品上。下半年,华为如期推出了Mate30,它采用华为当时最新的麒麟990 5G Soc芯片,这款芯片早于苹果和高通,将处理器和5G基带合二为一,使得芯片集成度大幅提升,功耗和发热大幅降低。华为长期积累的通信技术彻底展现出来。

Mate30采用了原创的圆环形大光圈设计,看起来极具中式对称美感。产品体系员工张晨曦告诉《深网》,Mate产品本身希望做对称、经典的外观设计,在Mate30产品设计阶段,余承东主导做了系统的调研,大部分受访用户觉得改为圆形之后看起来更舒服,余承东也采纳了调研结果。

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Mate30 pro取消音量实体键。Mate30 pro采用环幕屏设计,为了在手机侧面实现完整的屏幕包裹,取消了音量实体键,需要双击点亮虚拟键。产品发布后,许多用户反馈不习惯使用。

张晨曦说,余承东最初见到时也不喜欢,大骂产品线“做的是什么东西。”或许是用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发布会上,余承东重点介绍了这一功能,发布会结束,他又拿出手机,热情的和现场媒体推销了起来。

当然,后来这一功能确实没能成为主流,Mate40系列又恢复了实体按键。

从Mate20的“浴霸”到Mate30的圆环,华为多年坚持的原创ID设计开始引领行业,“浴霸”被苹果采纳,圆环设计则被许多国内友商借鉴。2019年底,华为手机国内市场份额最高占比近半,陈峰认为,如果没有后来的事,华为设计大概率能成为中国消费电子产品的主流审美。

“这是相互作用的,华为手机卖得好,能够采用的设计方案就多,还有巴黎美学研究所。如果一大半用户用华为手机,就决定全社会的审美倾向。苹果、三星都是上市公司,但是华为不是,不需要对股东和资本市场负责,华为有自己的坚持,肯定会越来越好。”

余承东曾对媒体强调说,“只爱国,大家不会买账的,大家在掏钱的时候,关注的还是产品本身好不好,这才是核心。”

8月份,华为宣布进入智能电视领域,这在公司内外引发了不小争议。徐直军一手做起来的“小海思”有不少传统电视客户,每年采购数量可观的电视芯片,利润丰厚,消费者业务自己做电视,辛苦建立起来的客户资源就极有可能流失。

一位接近海思的知情人士说,内部曾批评终端做电视的决定“愚蠢至极”。

一位知情人士说,任正非本人也反对做电视。“任总的想法还是聚焦、聚焦、再聚焦,但是终端自己做了。”

这件事的微妙之处在于,海思当时为发展电视芯片市场曾公开承诺,华为不会做电视。消费者业务给自己的电视产品起名“智慧屏”,意在与传统电视区分。一位市场体系核心人士评价,这“简直就是瞎搞。”

一位接近海思的人士说,“小海思”后来丢掉了很多传统电视客户,收入锐减,“都快死掉了”。

当然,从余承东的角度,又不得不做电视。消费者业务当时提出了“1+8+N”产品战略,电视作为家庭场景的核心,必须得到覆盖,另外,尽管手机蒸蒸日上,但是多元的产品生态才更有竞争力,亦能创造新的收入。

整个2019年,制裁并未让消费者业务受到实质性影响,多位中国区员工告诉《深网》,他们的工资都没变少,年终奖甚至比往年还高。

年底,华为众多部门召开全员大会,给业绩优秀的英雄团队颁奖,任正非和几位轮值董事长等公司高层都有出席。每场大会开始前,都会播放一部名为《悟空》的短片,这部短片讲述了一个受尽磨难最终实现梦想的小男孩的故事,与华为当时的处境非常契合。

实际上,大家已习惯了在制裁下生存。

“离开是一条生路”

所有商业败局都是过程中埋下了隐患,华为手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远远超出了商业的范畴,而管理团队并无过错。

2020年5月15日,华为的芯片供应被新一轮制裁卡断。

舆论哗然。这两项制裁的主要影响,一是华为无法再与台积电等晶圆代工企业合作,海思设计的各类芯片无法生产;二是华为无法再与索尼、三星、美光等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合作。

看到消息后,华为手机的大型经销商老杨非常气愤。他第一反应是找朋友凑钱给华为一台光刻机。老杨代理华为手机多年,P和Mate成功也让他赚了不少钱,好的时候一年有上千万纯利润。当然除了利益相关,从个人感情、甚至情怀层面,老杨也觉得必须和华为站在一起。

老杨开始频繁组织各种饭局,来的都是生意上的朋友。但他慢慢发现情况远比想得复杂。“有光刻机不够的,还要好多机器,光刻胶也买不到。你开个饭店,锅碗瓢盆要自己做,还得种大米。就是流氓行为嘛。”

所有人都知道再无替代方案。5月15日制裁出台后,华为利用三个月缓冲期加紧囤积关键零部件。一位接近海思的人士说,华为希望台积电生产800万片,苹果A12第一次流片失败,争取到了更多产能,最终生产了1000万片。华为众多业务就靠着这些有限的芯片支撑至今。

那段时间,海思也密集采购了大量软件版权。一家海外EDA厂商内部人士告诉《深网》,海思采购的金额是以往的三到四倍,但现在已经无法得到更新。

8月16日禁令生效,情况急转直下,渠道最先感受到了寒意。老杨发现从那时开始,四川县乡级中小门店就开始拿不到华为手机了,他的门店级别较高,还有货卖,不过需要配货,“比如拿一部P40手机,搭配两盏台灯。”

渠道缺货,消费者业务只好尽可能增加其他品类,全屋智能、智慧屏,甚至是背包、自拍杆……后来是卖车,几百个SKU。一位销售体系的一线员工李成说,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清楚门店在卖什么。

有限的芯片要尽可能留给高端P和Mate,高层开始讨论出售中低端子品牌荣耀。据《深网》了解,出售荣耀的决定在8月底做出,9月,赵明开始主导撰写商业计划书,10月,潜在买家基本敲定。11月17日,华为正式对外宣布出售荣耀。出售金额至今仍未揭晓,流传最广的说法是400亿美元。

许多普通员工面临职业生涯的重要抉择。按照出售计划,原荣耀团队和原华为终端北京、西安等研发基地的员工整建制地加入新荣耀,他们中大多数人选择了离开。一位原荣耀员工说,当时离开是一条生路。

原属于华为产品体系的员工张晨曦也选择加入新荣耀。张晨曦和丈夫都在华为工作,他们都来自普通家庭,女儿一天天长大,她说自己必须做不同的工作来对冲家庭风险。按照出售规则,她可以拿着华为的股票离开。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在和《深网》交流时,张晨曦还会习惯性的称华为是“我们公司”。

11月25日下午四点,华为高层在深圳坂田总部为荣耀举办了隆重的送别会。一位参与的荣耀管理层描述,现场气氛凝重,开场时,全员高声合唱《中国男儿》《团结就是力量》和《共青团员之歌》。“华为入职培训和重要的会都会唱《中国男儿》,这次唱《共青团员之歌》应该是任总选的,HR事先给部分参加的人发了电子邮件,让大家提前准备一下。”

“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不少高管热泪盈眶。

合唱结束,任正非做了一段简短的演讲,“我们将分别,曾经相处的十数年,心中有依依不舍的难受与兴奋……”许多人刚缓过来,又泣不成声。

送别会后是一场晚宴,华为核心高层都有出席。上述荣耀管理层说,当时很多人抢着和任正非合影,他都笑嘻嘻的答应。人群中还出现了鲜少露面的孙亚芳,她曾担任19年华为董事长,被许多员工视为华为的灵魂人物。孙亚芳在2018年3月华为董事会换届选举时退休,也就是那时,余承东入选董事会成员、常务董事。

那段时间,余承东曾被传要离职。一位接近余承东的人士给他算了一笔账,“他在华为的股份大概是1亿股,华为去年每股分红2块左右,光分红就是2亿(不含新股购买),但是以他的影响力,离开创业拿几十亿融资完全不成问题。”

余承东显然坚定地留了下来。“老余说我自己无所谓,要走就走了,但是老板受不了。”该人士说。“余承东的个人影响力太大,他走了,华为消费者业务就真垮了。”

那段时间,华为还要忙着安抚渠道商。10月底Mate40发布会,余承东身后的大屏上播放了一段名为《在一起,就可以》的短片,结束,他又大声喊了几遍“在一起,就可以。”

“当时那个环境,台下坐着几千位经销商,数千万消费者观看直播,面对他们你讲什么?你说华为手机能挺住、没问题,那你是骗人。你说我们很艰难,求求你们支持我们吧,苦情牌打太久也打不下去。只能去传递信心。”一位消费者业务中国区市场部人士说。

发布会开始前,上海东方体育中心场馆外乌云密布,发布会结束,天气转晴,空中出现了难见的彩虹。有人在社交平台说,希望华为手机也能拨开云雾、否极泰来。

可惜美好的意愿没能成真,到2021年初华为手机几乎没货了。华为的渠道伙伴快速流失,有的转投小米OV,有的转去卖了电子烟,有的就彻底关了。

华为主动缩窄渠道,老杨这样的核心渠道商家是力保对象。“比如说这个区域有50台Mate40,20台会给到我的店,相当于资源集中了。”

眼看门店不断接近盈亏平衡点,老杨也陷入迷茫,不知何去何从。老杨说自己该有的都有了,可要对员工负责,有的员工跟了他十几年,上有老下有小,失业了很难再找工作。他说自己还会坚持两年看看,“大不了赔点钱”。

战略退却,静待归来

2021年初,新款P50手机研发陷入僵局。“一直缺这缺那的,各种零件配套不齐,到最后射频芯片也没解决。”陈峰说,这时候余承东也不太重视了。

一位内部人士说,从产品角度,遭遇制裁后的Mate30、P40、Mate40三代旗舰机,依然凭借华为丰富的技术储备,保持着同类产品中相对领先的特性,比如芯片性能和摄影能力,到P50真正受到了影响。

手机持续收缩,终端一直寻求转变产业。华陈峰发现,从2020年中开始,余承东在内部提造车的频次明显增多了。“老余吵着要做车,见人就说要造车,开会的时候还喊过,喊得老头老太太都知道了。”

不过任正非等高层都不支持造车。一位知情人士告诉《深网》,华为内部曾组织过投票,3位轮值董事、1位董事长、3位常务董事7人投票,只有余承东一个人举手。

“余承东不服气,但他只有一票。”徐直军后来说。

陈峰认为,任正非不愿意造车的理由可以理解。一是造车需要的资金量巨大;二是树敌太多,可能导致合作伙伴反弹,比如说德国是少数支持华为5G的发达国家,汽车是德国绝对核心利益;三是“任总可能从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做产业赋能者,不要做产业颠覆者。积累该积累的技术,交该交的朋友,赚该赚的钱。”

不造车的决定,还引发了外界关于华为战略调整与反思的讨论。一种观点是,华为将改变以往无边界扩张的方式,转而聚焦研发基础技术与核心器件,这正是华为的强项;另一种观点是,这只是暂时的战略退却,因为自有品牌一定比做供应商赚钱,企业永远是利润导向。

陈峰说,有时候他们内部也开玩笑,“华为不造车,要造一辆四轮移动智慧空间”。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任正非虽然不同意造车,但把更多业务交给了余承东。2020年11月下旬,余承东开始主导消费者业务与智能汽车解决方案BU整合。今年1月底,他又开始兼任华为云与计算业务集团负责人。

至此,华为五个一级部门三个由余承东负责。任正非的“偏爱”可见一斑。

一位入职十年的云业务中层说,余承东刚来就给部门员工发了一封公开信,说华为云要做到世界第一,如果不是因为制裁,华为手机早就做到世界第一了。还说“老板之所以派他过来可能是因为他骨头硬、脾气倔、能打硬仗。”

余承东主管华为云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余承东的到来,原华为云总裁郑叶来被调离岗位。郑叶来曾负责华为IT和云业务,有下属评价他“能力强、人缘好”,为他调离感到惋惜,不过也有人称这是公司正常的高管轮岗制度。

“除了余总在消费者BG CEO上做了十年,没有任何高管在一个岗位上做五年以上的,有的三年、四年就要挪地方了。”上述云业务中层说。

余承东没在华为云待太久,一位内部人士说,“云业务被小徐总(徐直军)要回去了。”

一位接近余承东的人士说,他现在主要精力在车上。“老余的认知还是要把产品做好,就像手机一样,不管是做部件还是整车,无论哪种模式,都要把产品做好。”

近一年来,余承东的职位多次调整,许多消费者业务员工也面临去留问题。一位消费者业务中层说,部分员工选择内部转岗,主要去了汽车和操作系统板块。

也有部分员工离开了华为。“办公室每周都有五六个人离职,眼看着一层楼变空,很多老员工也都走了。”李成在今年8月提交了离职,去了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原因是“真没什么事可做了”。

许多人到新公司后,才感受了到华为组织能力的特别之处。“在华为的时候,觉得它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工作很累,出来之后才发现,华为那一套管理体系真的很了不起。”李成说。他在新公司发现一件事可能需要几条线汇报,但华为是垂直管理,沟通成本很低。

一位跳槽到OPPO的中层评价,“华为平台搭得好,各条线都能找到相应的人,整体运作机制很高效。”

这种高效、可复制的组织管理能力,亦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在信息技术起步初期的二三十年前,大型科技企业大多出自天才创业者的灵光闪现,但是现在,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对密集资本的要求,让依托于个人的企业越来越难以成功。竞争力需要构建于组织之上。

“芯片问题一定会解决?”

华为手机失意,是一个中国成功的全球化品牌被扼杀的悲剧。

过去一年,华为替代三星的故事没有重演,小米OV们还没能承接起华为的高端市场。结果就是,苹果赚走了绝大多数利润,国产品牌在中低端打起了价格战。

不同于苹果、特斯拉初代即是革命性的产品,国内消费电子品牌大多始于模仿,华为亦是在经历持续多年的产品迭代后才初具竞争力。对于手机这样一个高技术投入的产业,品牌替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小米、OPPO、vivo还是荣耀,都需要持续投入的战略定力。

华为未放弃高端手机业务。余承东不久前在公司内部举办的招聘宣讲会,这意味着消费者业务已停止收缩、转为扩张。

华为手机的核心团队也得到了保留,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副总裁李小龙睿仍在一线。李小龙之前接受日本导演竹内亮采访时说,他原本已经打算退休,但是华为遇到这样的情况,决定再战斗一次。

“公司要保证做旗舰手机的组织一直存在,这些人不管今年能不能造出手机,能不能给公司赚取利润,都要养着,但不是白养,他们在持续的做研发,这些技术不一定能用到,但是技术本身将与时俱进。”

一位消费者业务中层说,核心团队的保留,保证了当手机回归的时候,组织的适配性有充分准备。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在不久前的新员工座谈会上说,“美国对华为卡脖子涉及到的不是爱因斯坦的问题。是成本、工艺和时间问题。这些问题,要靠有效的投入来解决。华为的决定是加强研发、加强投入。解决卡脖子问题,自建和帮助产业链的伙伴解决供应连续和竞争力问题。”

国内半导体产业链的崛起无法忽视。一位华为消费者业务员工说,他非常相信芯片问题会解决,只不过需要一些时间。“内部一直有2023王者归来的说法。如果2023是手机回归时间,也就意味着2022可能是华为最难的一年。”

华为希望尽可能争取时间,为手机建立起护城河。鸿蒙承载着拉新与留存的任务,通过系统升级,吸引新用户进来,同时减缓原有高端手机用户流失。

与此同时,华为正向着生态型公司转型,其核心目标是,构建以操作系统和手机为核心的软硬件一体化生态体系。一位华为内部人士说,那是“苹果+谷歌”的结合体。

一位华为消费者业务高层说,“等硬件归来,华为一定能成为更强大的公司。”

站在更高的视角,华为显然是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拐点,在制裁和卡脖子的语境下,科技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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