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两名90后无业青年分别从云南和宁波出发抵达杭州。几天之后，二人在凤起路一带连续“洗劫”三家便利店，随后驾驶电动车逃窜。案发6个小时左右，杭州市下城区民警在附近网吧将其抓获。
这场极其业余且略带荒诞色彩的普通刑事案件，因只获得1800元的劫款而被公众热议。据嫌犯交代，两个人千里迢迢乘坐飞机和火车来杭州策划“干一票大的”，没曾想抢得赃款还不够来时的路费。被抓后两人哀叹：你们杭州怎么没现金的......
同一时间，距离被抢便利店不足5公里的杭州市天目山路，耗资近12亿、占地50亩的支付宝大楼进入了最后的交付阶段，它同时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蚂蚁Z空间”。5个月后，这座极具现代科技感的办公楼将迎来第一批入驻的员工。
两劫匪一方面低估了杭州警方的办案能力，另一方面，对于“计划”的可实施性也未做出充分的预判。作为支付宝的诞生地，杭州是国内最早一批全面进入移动支付时代的城市，人们早已习惯通过手机进行扫码结账，现金交易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少。
三年后的今天，移动支付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占领中国商业活动的每一个角落，支付宝、微信更是凭借超高的市场占有率成为最耀眼的双子星。而放眼世界，中国移动支付也将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众发达国家彻底碾压，以绝对的优势引领着全世界支付行业的大变革。
然而回望历史，这一路走来却倍显艰辛。当时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由于物质资源极度匮乏，不得已而开启了长达近40年的票证经济时代。粮票、肉票、油票、布票……这些计划经济时期的特殊产物，还曾一度遭到外邦的嘲笑。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银行界。第二年，在总设计师的指示下，农业银行恢复设立、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分设、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设，至此，中国银行业从人民银行“大一统”的局面转向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专业银行为主体的新体系。
从机构体制上主动破局的中国银行业，随着规模的迅速膨胀，很快便迎来技术上的挑战。在当时，各大行还停留在“手工联行系统”时代，支付指令由邮局或电报发出，资金划拨通过人民银行，整个过程都是通过人工操作，费时、费力且易出错。
直到1980年，人民银行YBS(银行保险系统)项目陆续上线，借助IBM 、日立等国外计算机系统，中国银行业的电子化终于蹒跚起步。而关于中国现代支付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一)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银行业还处于人工记账的阶段，银行的柜台前几乎还没有任何电子计算设备的影子，工作人员最主要的工具是算盘和钢笔，他们旁边永远是摞得高高的账本，一笔汇款往往要在系统内走上半个月。
支付行业的基石是银行，后者的落后必然也阻挠着前者的突破。在当时，手工记账模式下的存折显然并不具备直接支付的条件，而仅仅有储蓄记录的功能。直到同时有着储蓄和支付功能的银行卡出现，才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支付的大门。
1979年秋季的第46届广交会上，外商首次被允许使用外币来采购货品，为了方便交易，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香港东亚银行签署代理“东美VISA信用卡”取现协议，信用卡作为“舶来品”首次被引入内地。在此之后，中国银行陆续与国外银行及信用卡组织合作，逐渐扩大了国外信用卡的使用范围。而此时距离中国首张信用卡诞生，还有漫长的5年时间。
1984年，中国银行珠海分行一位名叫周炳志的员工前往香港探亲，并顺带考察了当地的支付市场。作为世界窗口的桥头堡，香港几乎成了大陆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站，周炳志被这里信用卡的广泛使用所震撼。回到珠海，周炳志把相关信用卡的资料反馈给行长，紧接着，珠海地区发展信用卡的可行性报告被发往北京总行。
在时任中国银行总行副行长李裕民的支持下，中国银行批准由珠海分行先行试点发行自己的信用卡。1985年3月，珠海市信用卡有限公司成立;6月，国内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也被称为“珠女卡”)发行。自此，中国无银行卡的历史正式结束。
珠女卡之后，中国银行又于1986年发行了国内第一张全国通用的信用卡——“长城卡”，时任央行行长陈慕华成为该卡的持有者。接着，工行于1989年发行“牡丹卡”，建行于1990年发行“龙卡”，农行于1991年发行“金穗卡”，深发展于1992年发行“发展卡”，交行于1993年发行“太平洋卡”，中国逐步进入了卡消费时代。
银行卡解决了现金交易不安全和不便捷的问题，一方面减少了现金和支票的流通，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支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而各大银行为了提升银行卡的使用场景，都推出相应的受理设备——POS机，在商户侧，通过布放不同机具受理对应的银行卡。
不过在当时，各家银行都是守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由于不同银行之间的系统没有打通，用户把钱存入建行，就只能去建行的ATM上取，拿着工行的信用卡，就只能在工行的POS机上刷。所以，早期大型商户都上演过一个柜台摆放大堆POS机的“壮观”场面，急坏了消费者，也忙坏了收银员。
于是从1993年起，各地陆续推出了“银行卡服务中心”，用来对接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份的信用卡信息，解决同地区刷卡联网。同年6月，国务院启动了“金卡工程”，进而促进银行卡跨地区、跨部门联营，并且发展电子货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且安全的支付方式。
2001年底，全国银行卡发行量超过3.8亿张，ATM近4万台，POS终端超过20万台，银行卡消费占当年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比重达到2.7%。第二年，经国务院批准，各商业银行联合起来，合并了原有十多家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银联。
作为中国唯一的银行卡联合组织，银联被允许以特许的身份加入CNAPS(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它统一了银行卡的受理市场，包括POS机的普及等，避免了系统重复建设、标准不一致和资源浪费的问题。2004年，银联建成了第一代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系统，从此，所有的中国银行卡都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跨行、跨地区无障碍使用。
可以说，中国银联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在其成立后的十几年里，它几乎没有正面遭遇过对手，一直占据国内银行卡清算市场近乎全部份额。并且，由于国内始终未对外开放人民币清算市场，VISA、MasterCard等行业寡头们均被挡在了国门之外。
外患不及内忧。当银联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银行卡组织时，国内支付市场却已是风谲云诡，第三方支付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二)
1996年11月，位于北京首都体育馆西门外的“实华开网络咖啡屋”开张营业，随后，“网吧”作为一个新名词开始被人们所熟知。这一年，全球电子商务悄然兴起，中国银行率先建立网上银行服务，电子支付在中国酝酿起步。
彼时，网上银行还只是停留在概念当中，尚未真正进入人们生活。直到1998年3月6日，中央电视台职员王柯平通过中国银行网上银行从世纪互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购买了10小时上网机时，国内第一笔internet网上支付才得以实现。
就在王柯平成为“网上支付第一人”这一年，首都电子商务工程启动，确定首都电子商城为网上交易与支付中介的示范平台，中国首家第三方支付平台“首信易”正式成立。紧接着，环迅支付在“东方魔都”上海成立，坊间开始流传“北首信、南环迅”的说法。
相比银行而言，由于合作商户拓展服务商、市场调节收费、对接银联获取支付渠道、重视增值服务开发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获客渠道、费率、产品支付渠道、增值服务上显然要有更强的优势。
不过，首信易、环迅当时还是以网关支付为核心进行支付结算，其功能仅仅是把用户的支付需求告知银行，让用户在银行的网上支付页面完成支付，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并且，由于2000年前后互联网泡沫破灭，第三方支付发展缓慢，极低的交易流水也并未引起央行等金融监管部门的注意。
2003年5月，已经深耕B端数年的阿里巴巴投资创办了聚焦C2C业务的电子商务网站——淘宝网，网上购物开始进入民众视线。在当时，许多用户在论坛发帖讨论和咨询业务，但是由于缺乏信任机制，淘宝网一直没有真正的交易产生。
当年10月，一个名叫崔卫平的留学在日本将一台二手数码相机以750元的价格放到了淘宝网平台出售，信息发布后，在西安工业大学读大二的焦振中看中了相机且有意购买。而此时，恰逢淘宝推出了担保交易服务——支付宝，在买家和卖家之间搭起信任桥梁，最终，这笔“远洋”交易达成并成为支付宝的第一笔业务。
支付宝开创了全新的信用中介模式，与此同时，整个第三方支付市场都处于蓄势待发阶段。同样在2003年，从硅谷回来的“海归”唐彬和余晨联手创立了易宝支付，从体制内辞职的赵国栋用四处借来的3万元创立了网银在线;次年，从网易走出的关国光、何海文夫妇创立了快钱支付;2005年，历经多次成功创业的孙陶然创立了拉卡拉;2006年，曾任银联电子支付公司总裁周晔创立了汇付天下;2008年，银联创始人万建华创立起通联支付……
第三方支付最初是为解决网上支付银行卡联网通用的问题，但随着其快速的发展，很快成为集网银支付、移动支付、数字电视支付、固话支付、ATM支付、NFC近场支付、扫码支付等多功能于一身的支付平台，并在这短短几年间内给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汇付天下成立的2006年，易观报告显示国内第三方电子支付市场规模在Q4季度达到124.07亿元，其中互联网支付市场规模为120.3亿元，支付宝、银联的China Pay占到半数以上的交易额。并且，以拉卡拉为代表的线下便民服务网点设立，使得中国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呈现更加多样的发展态势。
到了2009年，国内第三方支付市场已经达到5766亿元的规模，衍生出数百家与支付相关的企业。但是此时的第三方支付还处于混乱的“放养”状态，行业挪用资金、非法套现的行为时有发生。为此，人民银行不得不在次年6月公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明确指出从事支付业务需要获得相应牌照。
2011年5月26日，央行正式发放首批第三方支付牌照，支付宝、银联商务、拉卡拉、财付通、快钱等首批27家第三方支付企业获得许可证。当年，央行共分3批颁发了101家支付牌照，第三方支付行业开始在央行的监管体系下发展。
支付牌照的发放意味着第三方支付机构正式获得“央妈”认可，在此之后，支付行业的爆炸式增长都离不开监管对于该行业的包容与鼓励。多年以后，马云曾公开提及这段往事：“没有当年央行对于互联网和科技的尊重，就不会有支付宝，更不会有蚂蚁金服”。
(三)
2004年，阿里步入第一个“五年陈”。这一年的一天，马云来到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的中国银联总部，希望就淘宝网的支付问题寻求合作，然而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国银联并没有健全的线上网络，马老师只能碰壁而归。
而此时马云也意识到，支付宝在初步解决交易信用问题后，应该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于是在同年12月，支付宝网站上线，从依附于淘宝网的第三方担保平台向独立支付平台迈进。
而为了获得更多的信任，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支付宝以开拓者的身份不断引导和教育着用户：
2005年2月，推出“全额赔付”支付，承诺“你敢用，我敢赔”;
2008年2月，发布移动电子商务战略，推出手机支付业务;
2008年10月，上线公共事业缴费业务，支持水、电、煤等缴费;
2010年12月，与中国银行合作，首次推出信用卡快捷支付;
2011年7月，推出手机APP二维码支付业务，进军国内线下支付市场;
2013年6月，推出账户余额增值服务“余额宝”……
伴随着支付宝一系列的创新操作，中国正式开启“移动支付时代”。2008年8月，支付宝用户数首次突破1亿，甚至超越当时淘宝网的8000万用户，占网民总数的40%;2013年底，支付宝手机支付用户超1亿，“支付宝钱包”用户数达1亿。
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4年支付宝的移动支付市场占有率达到82.3%，第二名腾讯财付通为10.6%，支付宝以绝对实力领先，被马云形容为“开着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不过，难得得意一次的马老师很快就因为微信支付的爆发而被重重打脸。
事实上，就在支付宝网站建立的第二年，腾讯财付通也悄然上线，与阿里巴巴当时强大的线上场景相比，腾讯的QQ团购、QQ商城、拍拍网的存在感始终不高，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极其有限，在支付宝的重压下一直未能抬头。
真正让腾讯完成逆袭的，是2014年1月推出的“微信红包”。这一年春节，互联网上掀起了一场全民狂欢的“抢红包”热潮，超过800万用户参与其中，数百万个银行账户被绑定在微信支付上。马云不得不在自家社交平台“来往”上感叹，腾讯的微信红包如同“珍珠港偷袭”。
在此之后，“发红包”成了人们春节拜年的重要一环。据腾讯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春节微信、QQ两大平台收发红包16亿元;2016年大年三十，当日微信红包发送量更是达23.5亿次，相较于2015年春节6天收发32.7亿次，增长了近10倍。
从微信红包开始，支付宝明显感受到来自腾讯的压力，进而慢慢转化为焦虑，以至于在2016年11月酝酿出轰动一时的“校园日记事件”，支付宝从此也被背上了“支付鸨”污名。2017年1月，马化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微信支付线下份额已经全面超越支付宝，并奖励支付团队1亿元人民币，这标志着支付宝的守土之战全面失败。
随后的几年，背靠雄厚资金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继续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双方不断培养用户粘性和使用频率，同时，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对商户和用户开展精细化运营。除了线上支付，两大巨头又将战场扩展到线下零售，采取了大量补贴和推广措施，迅速抢占新零售市场。
如今来看，微信、支付宝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近期数据显示，2019年微信支付交易笔数5508亿，支付宝交易笔数2298亿。就市场规模来看，2020年一季度支付宝市场份额为55.4%，财付通则达到了38.8%。
随着C端流量见顶，主动转型深度挖掘商户价值成为两巨头下一阶段的发力重点，而对于其他支付机构而言，进行B端转型也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四)
自2011年央行发放第一张支付牌照起，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便进入繁荣发展的春天。然而到了2016年，央行突然宣布暂停了相关牌照的发放，坚持“总量控制、结构优化、提高质量、有序发展”的原则，一段时期内原则上不再批设新机构，第三方支付牌照数量自此稳定在270张左右。
而这二百多张存量牌照的权限也不尽相同，其中大部分是预付卡发行与受理，并且多以地方性牌照为主，而互联网支付牌照仅有86张，移动电话支付牌照35张，与收单业务紧密相关的银行卡收单牌照54张。
对于企业巨头而言，第三方支付的生意未必有太大吸引力，但支付作为连接系统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各类机构自然不希望将主动权拱手让人。特别是零售、金融类企业，因为交易频率高、流水量巨大，使用第三方支付公司提供的服务不仅有巨额成本，还有消费信息、交易数据泄露的隐患，因此对支付牌照的需求最为旺盛。
一方面，后入场的企业无法再申请支付牌照，另一方面，部分拥有支付牌照的企业经营不善苟延残喘，两者需求交互，于是产生了一门新的生意——牌照收购。
事实上，早在2012年，京东就通过收购网银在线拿到了支付牌照，在此一年前，京东停止与支付宝合作，原因为“支付宝的费率过高”。随着央行牌照“断供”，第三方支付牌照在2016年后进入并购的高峰期，为了锁住平台用户粘度，保障平台数据安全，巨头们不惜重金加入到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争夺中。
2016年2月，小米科技以6亿元收购捷付睿通65%的股权，随后由于海澜之家的撤出，小米拿到了该持证支付机构的全部股权。捷付睿通于2011年8月获得央行发放的支付牌照，业务类型为互联网、移动电话支付，后又增加了全国范围内的银行卡收单业务。2014年4月，因银行卡收单业务违规被央行处罚，捷付睿通被勒令停止全国范围内的商户新增。
除小米科技外，2016年美的集团花费3亿元收购神州通付、恒大集团以5.7亿元收购集付通、唯品会以4亿元收购浙江贝付、美团13亿元收购钱袋宝等等。而伴随着并购进入白热化，第三方支付牌照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近一年来，支付牌照买卖再次受到互联网公司的关注，拼多多、字节跳动、京东数科、携程等互联网巨头早已摩拳擦掌。
2020年1月23日，上海易翼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认缴出资6000余万元，获得付费通50.01%的股权，成为付费通大股东，而上海易翼的实际控制人为拼多多联合创始人陈磊。这意味着，拼多多通过控股公司“曲线”获取了支付牌照控制。
8月28日，武汉合众支付股东发生变更，唯一股东由中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天津同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股权穿透后，同融电商疑似实控人为张一鸣，股权占比99%。至此，字节跳动系正式将支付牌照收入囊中。
9月27日，携程集团受让上海东方汇融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申请正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复。这意味着携程集团通过全资收购的方式，也拿下了第三方支付的入场券。
艾瑞咨询新版《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市场份额情况为：支付宝(54.4%)、财付通(39.4%)、壹钱包(1.5%)、京东支付(0.8%)、联动优势(0.7%)、快钱(0.6%)、易宝支付(0.5%)、银联商务(0.4%)、苏宁支付(0.2%)。在“AT”占据C端支付市场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转向产业端寻求增量市场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以及其他支付机构的关键突破点。
(五)
2015年3月13日，中国银联总裁时文朝在拉卡拉新产品发布会上诉说其苦衷，他表示，人民银行当时已经批准了250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其中前20家占据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这些第三方支付公司千方百计绕过银联进行转接清算，中国支付市场可能是全球最浮躁、最喧闹的场所。
时文朝的担忧不无道理。早在2013年银联的一个调研显示，如果第三方支付机构和银行直接连通，前者将支付平均0.1%左右的手续费，但通过银联的话，这个数字将上升至0.3%-0.55%，仅此一项，银联每年就少收了30亿元的手续费。
在这样的业务模式下，作为清算机构的银联变得颇为尴尬。第三方支付公司与银行直连后彻底屏蔽了央行和银联，事实上已经是扮演着跨行清算的角色，央行难以掌握资金流向。更为重要的是，部分第三方支付公司为一些非法商户提供互联网支付结算便利，洗钱、“二清”、备付金挪用、账户资金失窃等问题集中爆发。
事实上，从2014年央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重拳出击，以解决第三方支付的乱象。当年3月，央行支付结算司叫停二维码支付;4月，8家第三方支付公司全国范围内停止接入新商户;9月，央行又开出对汇付天下、富有支付等在内的几家第三方支付机构“最强罚单”。
2015年起，央行直接对支付牌照下手，先是注销了浙江易士、广东益民、上海畅购的支付业务许可，接着又注销了中汇电子支付的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停止12省市收单业务，一时间整个支付行业风声鹤唳。也正是在此之后，第三方支付牌照被更加严格地限制，直至停止增发。
2016年10月，在央行的指导下，由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按照市场化方式组织非银行支付机构，以“共建、共有、共享”原则筹备网联清算，负责支付机构与银行之间的支付清算业务，开启了“断直连”工作。
所谓“断直连”，就是断掉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机构和银行的直接连通，两者之间必须要通过银联或网联。从资金流向来看，由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行服务商--收单机构→商户的流向过程中加入银联/网联作为清算机构，变为“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联/网联(清算)--收单机构→商户”。
2017年3月，网联平台正式启动，中国银行成为网联平台首家接入银行，并联合相关机构成功处理首笔交易。这相当于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和用户间增加一个数据引流器，所有的支付清算数据最终都通过网联汇总到了央行。
对于终端用户而言，由于大部分操作都是在机构后台进行，“断直连”对支付体验的影响用户几乎感知不到，但代收费率开始有增加的迹象，例如微信支付部分银行卡取现费已有提升。
对于银行来说，网联取缔了支付机构跨行资金清算等违规业务，使支付机构在银行账户连接和获取上的优势渐失，进而大大增强了银行对付款业务的控制力，以及支付机构对银行账户和付款渠道的依赖性。
对于第三方支付行业而言，在网联的介入下，其已不再是直接各自对接银行，而是统一单点对接网联平台。由于失去备付金利息收入和支付通道费优惠，行业面临新的洗牌，收入来源单一的中小支付机构可谓压力重重。
目前，第三方支付已经全面完成断直连工作，解决了内部黑箱操作、多头连接等一系列潜在的金融风险，备付金全额上缴将“灰犀牛”关入笼中，无证经营全面查处，二清、黑灰产等违法违规行为基本得到整治，第三方支付进入了更加有序的发展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网联成立的关口，其“同胞哥哥”中国银联联合40余家商业银行推出“云闪付”二维码产品，持卡人通过银行APP可实现银联云闪付扫码支付。凭借超强阵容的线下金融机构基础，这个成立于2015年的移动支付平台迅速崛起，成为微信和支付宝在C端支付领域最强大的对手。
(六)
2008年11月，一位自称中本聪的程序员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描述了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数字货币，他将这种货币命名为比特币。2009年1月3日，比特币创世区块诞生。
与各国法定货币相比，比特币没有中心化的发行方，而是由网络节点的计算生成，人人都可以参与其中。它以去中心化、分布式的网络架构结合加密技术的应用，解决了之前数字货币设计上的缺陷，一度被称为“数字黄金”。随着比特币的迅速传播，市场开始涌现大量所谓的新型数字货币。
在国内，也曾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过近乎疯狂的“造币”热潮。2017年起，国内ICO(首次币发行)项目层出不穷，承载着大量投资者一夜暴富的希望。然而随着央行等各部委《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的发布，投资者的暴富美梦破碎。
尽管算法上的优势让比特币们有了成为数字货币的可能，但因为没有贵金属属性以及主权信用背书，其并不具备价值基础，同时也无法保证价值稳定。所以直到今天，尽管各种所谓虚拟货币层出不穷，但直接参与支付场景的机会却极其有限，仅仅作为一种投资资产受到炒作者的追捧。
另一方面，因为“不可伪造”“全程留痕”“可以追溯”“公开透明”等特征，比特币底层区块链技术反而日益受到重视。放眼全球，各国央行都试图利用相关技术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
据国际清算银行今年初发布的数据，全球80%国家的“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10%的国家即将发行本国数字货币，泰国、法国、瑞典等国的数字货币已经进入测试阶段，南美石油大国委内瑞拉近15%的加油站已使用Petro(石油币)，此外美国方面也开始积极地探索数字货币。
中国人民银行则在2014年就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小组，启动了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研发工作。2017年，央行又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与多家商业银行联合展开研究，从数字货币方案原型、数字票据等维度论证实施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与市场上各种混乱的“代币”不同，DCEP主要是在顶层技术上借鉴了区块链的部分理念，比如参考了区块链的非对称加密，UTXO模式(未消费的交易输出)和智能合约等技术，重要的是，此法定数字货币享有央行信用背书，安全性相对要高得多。
目前，DCEP已经进入试点阶段，据央行透露，DCEP同时还有电子现金的功能。可见，DCEP具备通用式央行数字货币的构架，其运营模式将采用中央银行对接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对接大众的双层运营模式。
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来说，未来央行具体采用哪种合作模式，DCEP的推广使用情况几何?都将影响着其未来走向。如果DCEP直接进入支付市场，缺乏竞争优势的第三方支付或面临用户流失、业务收缩等风险。极端情况下，央行数字货币钱包如若不向第三方支付机构开放接口，后者大部分功能将可能被代替。
不过话说回来，作为金融市场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当前二百多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已经是各种消费场景创造的核心动力，为中小微企业与居民投资理财提供重要服务。如果让DCEP作为支付工具实现对第三方支付的完全替代，这相当于传统支付体制的回归，恐怕央行也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
可以预测的是，未来第三方机构更大的想象空间在于加强数字钱包C端支付体验，通过差异化竞争获得客户留存;当然也不排除，央行或许也会因为流量问题与第三方支付机构达成更加个性化的合作模式。但不管如何推进，一个新的支付时代又将重新开启。(千寻专栏 节点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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